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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维权新生力量的崛起【新资讯】

发布时间:2019-10-18 12:54:36 阅读: 来源:整理剂厂家

岁末年首,农民工维权再成关注焦点。

工会为农民工维权,常有零散消息见诸媒体。工会的强势介入,改变着农民工与“雇主”间原本悬殊的博弈关系。在留下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的同时,工会维权,正形成一种为农民工维权的全新机制。

西部最大的农民工输入地之一的成都市,160多万农民工中,有68万加入了工会组织;与全国23个中心城市工会建立农民工维权联盟。正是由于工会的担当,农民工维权之路多了一个“大后方”。

1月18日,离春节刚好还有一个月。

上午9时30分,李永惠踏进办公室后的半个小时内,座机、手机、小灵通轮番响起。放下电话间隙,她抱歉地称自己像一个手忙脚乱的“热线接报员”。

年关迫近,崇州市数十名农民工被“困”省外。眼看要过年了,包工头却卷款而逃,60多万元工资一分也没拿到。咽不下这口气的农民工们发誓,就是追到天涯海角、掘地三尺,也要找到包工头,索回自己的血汗钱。

“紧急启动城际维权机制。”闻听此事后,李永惠投入了行动。电话一个个打出去,又回进来。在落实了由当地总工会先期为受困农民工送大米等事宜后,她又拨通崇州市工会主席的电话:“能不能协调相关部门,借一部分钱给农民工,先回家?”

中午1点,来自中江县的农民工曹承献敲开了李永惠办公室的门。工资被拖欠800多元,老板东找理由西找借口,就是不拿。他找到相关部门,得到的答复是“800多元排不上号”。“800多元就不是钱吗?那可是农民工的血汗钱啊!”下午2点30分,李永惠和同事直奔新都区新繁镇,为他“讨”回了工钱。

几番折腾回到成都,已是华灯初上。

这几乎是李永惠每天的工作状态。她的身份,是成都市总工会法律部部长、市维权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另外,她还是一名屡屡在法庭上为农民工说话的律师。城际维权机制启动两年来,李永惠和她的同事们已处理工伤、欠薪等维权案216起,为农民工讨回欠薪600余万元。

“当知青和当工人时,我吃过很多苦、上过很多当。我只想为农民工说说话、使使劲。”穿着朴素,夹着黑色的公文包,李永惠穿过大街小巷的身影,和在都市里奔突的农民工很相似。

“沙漠遇险”事件之后

深夜零点,宁波的冬天,户外气温3℃。

提起当年在新疆克拉玛依,踩在50℃的黄沙上干活的情形,李仕清恍若隔世。

如果没有外出打工,44岁的李仕清还是彭州市丹景山镇凤鸣村二组的农民。老家,就在距离成都30公里外的地方。

伴着潮起潮落的“民工潮”,他早早地离开了家乡谋生计,开过屠宰场杀过猪,办过贸易公司跑过运输,也到建筑工地扛过钢筋水泥。年轻气盛时,李仕清曾把欠他工钱的老板拽进出租车,拉到劳动局里谈判,最后不仅讨到了工钱,还跟老板成了朋友。

现在李仕清知道,这只能称得上是一次自发性的“维权”,而过往的经验是,这种带有冒险性质的单打独斗,只有极少数可以成功,更多时候要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2004年,因为拿不到工资,与包工头产生冲突后,他与另外17名四川农民工集体从新疆克拉玛依的建筑工地出逃,在沙漠中迷路,最后有1名农民工死在了那里。

“沙漠遇险”这一当年在全国轰动一时的事件平息之后,17名幸存下来的兄弟,命运更紧密地联在了一起。

为什么无助的农民工得不到有力的救济?有矛头直指工会组织———以“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为天职的工会组织缺位。“农民既然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就应当为他们的权益鼓与呼。”建立全新的维权机制,把农民工组织起来,再为他们铺设一个“维权网”———李永惠与成都市总工会副主席陆群挖空心思想了很久。

她们的想法,得到省、市总工会的首肯。2004年7月9日,我省首家乡镇级农民工工会在彭州市丹景山镇成立,17名脱险农民工获得了一张10厘米见方的蓝色《维权卡》,卡上写着4种援助形式: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免费代写法律文书、代理参与非诉讼案件的调解、支持帮助参与劳动争议案件的仲裁及诉讼。揭牌仪式上,省总工会副主席朱新华赠给农民工们四句话:一证一卡闯天下,老板作怪我不怕,胆敢侵权投诉他,依靠工会讨说法。

发会员证时,许多农民工用红色绸布将证件包了一层又一层,爱不释手。第一个加入工会的李仕清告诉记者,新疆打工遇到麻烦时,他和工友都不知道该找谁帮忙,觉得没有办法、没有力量和包工头对抗,这才选择冒险出走。如今好了,有红色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会员证”揣在身上,“晓得有人帮,心就不慌了!”

成都宁波的联手创意

坐着飞机回家乡作报告,对着200多号人谈在宁波的务工生活。2006年11月29日,在成都市总工会召开的“宁波优秀民工赴蓉报告会”上,刚刚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的宁波银亿物业公司保安李仕清,成为“维权联动”受益者的最好样本。

回想李仕清的“成长”,李永惠有些感慨———

“沙漠事件”后,有媒体做了一个很大的标题:民工,别跑沙漠跑工会。这让李永惠感到特别温馨。丹景山镇农民工工会成立后不久,她又特地去了一趟镇上。走到李仕清家,心顿时凉了半截———入会后的农民工,大都在院落里摆开阵势打小麻将,就算是拿到了盖有工会大印的“红本本”,也不敢轻言出去。眼前的景象,差点摧毁了她的信心。

怎样把这些受过惊吓的农民工重新组织起来,让他们有事做,有钱挣?身处异地的民工如何维权?“沙漠遇险”的遭遇,将这一课题沉重地摆在面前。恰好这时,宁波市总工会抛来橄榄枝,愿意为这17名农民工提供工作岗位。深夜,李永惠与宁波市总工会法律部部长劳建兰“煲”了近3个小时的“电话粥”,讨论的着力点,就是如何将“事后”维权转为“事前”,从输出地入会、培训到输入地劳动合同签订、监控,各个环节理顺。成都、宁波总工会更想实现的,是为城际间维权的联动搭建一种支撑。这一点的努力,更被寄望能在李仕清、张云福这批四川农民工身上获得验证。

一直以来,工会为农民工维权的呼声很强烈。早在2004年1月,成都就与石家庄、温州、福州三地的总工会签订了协议,实现在全国首次跨地区的工会维权联动。当年5月,福州工会主动为18名成都籍女农民工出庭维权,讨回了公道,让她们平安地踏上回家的列车。

“李仕清们”是幸运的,在震惊全国的“沙漠遇险”事件发生后半年的轨迹,几乎是别人帮他们设定的。先是市县两级工会找到他们,让他们集体加入当地的丹景山镇工会,然后组织他们以全国第一个农民工会小组的形式,集体到宁波做工。两地工会以民事协议的方式,签订《城际间工会务工人员维权合作协议书》。除法律援助合作,协议里特别增加了提供就业信息、接转会员关系、指导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社会保险等就业援助项目。李永惠称,这成了打通两地间农民工维权互动服务的开端。

两年前,从新疆接农民工回到家乡,那是一次很难过的经历。后来亲自把农民工送到宁波,她的心灵受到深深震撼。火车抵达宁波,一大帮记者、10多家企业老总,明星一样把她围了几层,“能不能再多输送点啊?”李永惠说,当时被这阵势打懵了,眼泪唰地掉了出来———她感受到一种社会力量对农民工的关注。

联动网络中的工会,每年不定期举行会议,对重大侵权案件“集体会诊”或“邀请会诊”。“概念上的城际间工会维权联动显出雏形”,成都、宁波相当肯定联动的效应。

李仕清觉得自己很幸运,他在宁波受到了特别的礼遇,因为这个城市里的人宽容大度。同时,“家里人”也没忘记他们,李永惠部长每月会给他去一两次电话。“有人说,宁波的成功只是十几个农民工小范围的成功,但我们有信心,让这种经验惠及更多人。”李永惠说。

与李仕清同在银亿物业当保安的文仕清遭到抢劫,又被打伤。宁波市不仅为他解决了医疗费,还申请了法律援助,提起民事诉讼。得知来宁波之前,四川方面曾给这些农民工购买了每人2万元的意外伤害险,工会马上积极准备证明材料,与成都方面协作,为文仕清争取到了赔款。

“城际间工会维权联动研讨会”空隙,李永惠陪同劳建兰专程去了李仕清、张云福的老家。村里人听说后,半夜起来杀猪,她们一到,就点燃了3个响炮、2000响鞭炮,用当地最高的礼遇迎接她们。

越来越多赢得认同的“李仕清”们,正在改变中国产业工人的结构。“工会的介入,改变了农民工与‘雇主’间原本实力悬殊的博弈关系。”成都市“城际间工会维权联动课题组”主笔人张国成教授称。

9个部门一起上

“同是打工路,今昔两重天。没有工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每次作报告,李仕清的结束语就会缀上这句话,而且声调上扬,声情并茂。2006年岁尾,成都市农民工报告会上,100多位像李仕清一样的农民工,受邀成为这次会议的座上宾。

为表达对川籍农民工取得成绩的祝贺,成都市总工会为优秀农民工代表备了一份特殊的纪念品———“沙漠绿洲”,一本纪实性的像册,记录他们从沙漠遇险到赴宁波务工的全部过程。

李永惠走向讲台,亲手展开了长达1米的像册。这本长长的像册,寓意着农民工维权之路,正被众多的手越拉越长———成都市19个区县实现工会维权资源的互动、互享,10家律师事务所参与维权,与全国23个中心城市工会结盟维权。跨区域的工会维权资源整合,为农民工维权撑起了一片蓝天。

还有更多的力量形成有力支撑。一旦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工会、劳动、建设等9个部门全部给他们“扎起”,司法局、法院等也将提供有力援助,社会化维权格局初步形成。

“以前各个部门单兵作战,解决起来拖泥带水,效率也不高。现在好了,9个部门一起上,能够快速有力地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讨说法。”金牛区总工会主席常勇体会尤深。

触动金牛区“敏感神经”的,缘于2004年川籍100余名技工在浙江海宁发生重大纠纷。这一纠纷再度引发了输出地、输入地联手维权的现实课题。同时还启示:工会协助政府打通本地剩余劳动力向沿海转移的通道,空间还很大。

金牛区的试验,显示了工会维权的强大魅力。由于9个部门联动维权,一个案件同时得到行政执法部门和刑事部门的联动处理,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得以快速建立。

这一联动模式,很快由四川省总工会向全省推广。2005年6月7日,省内21个城市工会互签维权协议,省、市、区三级维权联盟初步形成,农民工在联盟内的任何地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都可直接找当地工会维权。

2005年12月20日,巴中籍农民工谢友远和大儿子谢宏生在宝鸡一工地结算工钱时,被一帮打手毒打,造成儿子死亡、父亲重伤的惨剧。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李登菊批示,要求立即启动城际间维权联动机制,协助处理好此事。巴中市总工会7人维权团出征,几经斡旋,事件最终得到圆满解决。

由“城际”延伸到“省际”,“成都试验田”的维权快速反应机制走向全国,引起高层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批示,并肯定了这一创新做法。

2001年,87名遂宁来蓉务工农民在彭州一工地挖土石方,完工后半年多仍未拿到两年共计221984元的劳务费。2003年11月3日,农民工们向成都市总工会法律援助中心寻求法律援助。成都市总工会法律部立即组织人员赴彭州调查,并与当地工会、劳动局等有关部门协调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在调解无果的情况下,87名农民工拿起法律武器,向法院起诉打官司。成都市总工会法律援助中心正式组成“律师团”。当年12月22日,此案在彭州市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因被告方无故拒不到庭,法院在缺席审理后,当庭宣判讨薪农民工一审获胜诉。

渐渐觉醒的群体

1月18日,清早,31岁的曹承献就开始盘算,春节回家过年拿多少钱,才能显出自己“混”得很好。随后,他简单洗了把脸,准备到劳务市场找活,然后继续去讨老板欠他的800多

元工资———今年是他从老家中江县来成都的第十个年头。因为“老板对自己不好,总是横挑眉毛竖挑眼”,曹承献刚刚辞去了在新都区新繁镇一食品企业的工作。1个月零7天,加起来,有800多元工资没拿到。为讨要欠薪,他5次去找老板,老板“既不点头也不摇头”。最后一次,管财务的经理威胁他“要让他在成都永远找不到工作”,还假装拿起电话打110报警,说他在厂里胡闹。

曹承献“一肚子怨气”,表示“拼命也要拿回来”。这时候,他想到了工会。几经询问、周折,电话打到了李永惠的办公室。但由于厂家未与曹承献签订合同,也没有欠条,劳动部门或法院很难受理,只能选择调解。李永惠叫上新都区工会办公室主任许晓英,直奔厂家而去。经过1个多小时“唇枪舌剑”的据理力争,为曹承献讨回了应得的工钱。

看着曹承献一张一张地点着钞票,李永惠长长地舒了口气。

不少人都有工资被拖欠的经历,而工钱被克扣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你做得再好,他也能给你找出毛病来。”干过统计、销售、库管等工种的曹承献,还有两笔账至今没要到。其中2000年为一个德阳工头做事,2000元工钱只给了500元,后来工头走了,剩下的工钱也就泡汤了。

李永惠帮过许多农民工维权,也无奈地看着一些人放弃自己的权利,“不是他们不想维权,而是支付不起成本。”因此,李永惠坚定地认为,农民工维权成本这笔账不能不算。“有的农民工在追要欠薪时,晚上只能在墙根下、地下通道里过夜,就是为了省住宿费,因为这些钱最后还是他们掏腰包。”搁置在李永惠案头的200余宗审结案件中,只有一名农民工的交通费得到法院的支持,大多数农民工辛苦维权半天,结果发现,扣除了维权费用及误工损失后,已所剩无几。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章群认为,工会为农民工撑腰,不仅让农民工工资收入、安全生产得到切实保障,对于输出地和输入地工会来说,他们有着共同的组织管理体系和组织理念,异地维权的成本被节省了下来。

“像这样的低成本维权,靠的就是工会的力量,靠的就是工会和政府部门联动的作用。”李永惠感叹,将维权的“关口”前置,肯定能大大降低综合成本。

“我要加入工会!”从老板手中接过几乎是被“扔”过来的钱后,曹承献发出了内心的呼唤。而让更多觉醒的农民工投入工会组织的怀抱,正是“李永惠们”所期望的走向。

三个层面的力量整合

曹承献走后第二天,李永惠又忙着去调解一件工伤纠纷。这是2007年她所在的法律部要重点攻克的“大案”。只要是工伤案件,无论多小,她都受理,尤其是女工。“一般的律师嫌工伤官司啰嗦,花费时间长,而且没有什么钱赚,但我就是要为这个打抱不平。”

农民工郑淑芬无精打彩地坐在临时寄居的姐姐家门口,等着李永惠。一次工伤几乎拖垮了她的全家。2006年6月28日,在武侯区一鞋厂打工的郑淑芬不幸一氧化碳中毒,多次转院治疗后,家里的积蓄花光了不说,还欠下一屁股债。鞋厂只象征性地赔了1000元钱,尔后抽身离去。无奈之下,郑淑芬提早出院,每天靠药物勉强维持着病残之躯。

半年过去,“中毒事件”影响扩大,但处置进展却很缓慢。眼看要过年了,远在老家南部县的儿子多次打电话催妈妈回家,但浮肿着上眼皮、连走路都要老母亲搀扶的郑淑芬哪里拿得出路费。医生说,如果再不及时救治,可能变成慢性脑中毒。想起这个可怕的警告,郑淑芬一个劲地掉泪。

李永惠为郑淑芬送去了水果,还有400元慰问金。这是她打工多年来享受到的第一个由工会派送的“红包”。半年来,武侯区政府专门就此事件召开协调会,并责成区工会全权处理,最后一层一层往下“压”,扁担压到了街道办。成都市总工会法律援助中心派出律师鲁小莉,为郑淑芬免费提供全程法律服务。

按李永惠的设想,今年工会将以“中毒事件”为突破口,办一个案子,警醒一个行业。但设想归设想,这期间,她也遭遇到少数人的“刁难”。有的背地里点着她的名字说:“维什么权?影响投资环境。”许多同行不理解,要退休的人了,何苦去啃这块硬骨头?李永惠不认这个理,她反驳,农民工讨的岂止是一份工钱,讨的更是社会的良心。“该做的还要做下去。”

农民工有困难找到工会,工会应该如何应对?大包大揽还是推脱搪塞?能够解决的解决了,解决不了的怎么办?工会毕竟是群众组织,不可能“包打天下”。“但承诺既出,总要践诺的。”李永惠自称“死脑筋”。

2006年春节前几天,她的办公室突然闯进来4名农民工,有一名进门就趴在桌子上哭。最后,李永惠自己拿出1000元钱让他们回家过年。人走后,李永惠面对空荡荡的办公室,忽然莫名感到难受。于是,她掏出手机,给她帮助过的农民工逐一打电话,祝福他们过一个好年。

在城市内没有生根,农民工需要一个组织来吸纳他们。通过工会本身资源的整合,然后“跳出工会圈子”,达到与政府部门的整合联动,构建更大的社会化维权平台,正是成都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包惠及市总工会新班子的思路。

“农民工维权的路很艰辛,但不会永远孤独。”如今,职工维权群体逐渐壮大,农民工的权益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她所在的职工法律援助中心,50名“免费律师”,几百名志愿者全是自愿加入。这让李永惠有了很多安慰。

年关总会过去,为了生计,伴随着轰鸣的列车,农民工去了还会再来。几年的农民工维权实践,让“李永惠们”逐渐明白:农民工的困局,不仅仅在于如何在城里谋得一个工作,城市如何去接纳他们。如何去关心他们,是一个更重要的命题。

[未结束语]

维权永远没有句号

夜幕降临,城市一天的繁华还在持续。曹承献颤动着双手,掏出已被捏得皱巴巴的685元工钱,数了一遍又一遍。他的身边,霓虹灯闪烁,一辆又一辆小车擦身而过。他的讨薪之路,尽管费了不少周折受了很多委屈,但因为工会的介入,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

曹承献满意了,可以揣着他一年的收成回家过年了。而像郑淑芬一样充满着无奈和期待的农民工,还在翘首等待着来自各方的援手———农民工维权,看上去永远没有句号。

2003年,温家宝总理视察途中的一次偶然下车,一次偶然提问,改变了成千上万农民工的命运,农民工的遭遇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此后,“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声音和事实,已不可逆转。有数字表明,过去10多年,城镇已接纳了约1.3亿农村人口。从乡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逐渐成为产业工人的主角———每3个产业工人中,有2个来自农村。

但眼下,农民工遭遇的尴尬,远远与其“主角”身份不相称。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2006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用了一连串“最”形容农民工:“拿着最低的工资,干着最重、最苦、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同时,“穿最廉价的衣服,用最廉价的商品,吃最廉价的食物,住最廉价的房子”。更让人揪心的是,农民工因为没有组织,在“多头管理”中游走,维权的成本巨大且艰难,导致少数农民工不知道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劳动争议而选择极端方式维权。

好在,社会已越来越认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去年,四川分别在成都、广州为农民工颁发“维权手册”。一遇农民工维权事件,多个部门出马,形成全省、甚至全国性的农民工救助系统。

“李永惠们”所经历的,以及“郑淑芬们”正在经历的,正是农民工维权走向社会化的必经之路。这条路,得到政府、社会的关注和支援,逐渐从事后诉讼维权走向事前维权,呈现出“全程式维权景观”。

将农民工吸收进工会,工会联动维权,铺设无所不在的维权网,让农民工在异乡找到了“娘家人”。工会所提供的组织依靠、法律支持等,对于长期在维权道路上单打独斗、孤立无援的农民工,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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