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30年以来创造了人类奇迹

发布时间：2021-01-25 10:20:19 阅读：次来源：整理剂厂家

夏斌：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30年以来创造了人类奇迹

夏斌称赞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的金融改革，并表示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30年以来创造了人类的奇迹，是金融改革支撑中国经济走到了今天。

7月24日，国务院参事、南开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院长夏斌在“对话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论坛上表示，中国改革最大的阻碍不是利益问题，而是认知问题。　　夏斌称赞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的金融改革，并表示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30年以来创造了人类的奇迹，是金融改革支撑中国经济走到了今天。夏斌表示中国的金融改革很不彻底，还没有到位。在谈及中国改革最大的阻碍时，他表示，中国改革最大的阻碍大家说利益问题，其实不是利益问题。“我官大你就改了，朱镕基在的时候，部长老老实实的。”夏斌原话这样说道。　　以下是文字实录：　　夏斌：1、30年代金融改革一直没有停下来，中国经济30年来创造人类的奇迹，现在实体经济价格放开了，什么都放开了，没有金融改革支撑不可能走道今天了。　　2、中国的金融改革很不彻底，还没有到位。你说利率市场化，民营化的问题也在改。改革的原因中国金融战略2020年，什么利益，各部门利益阻碍我改革，我是总理我是副总理，官本位的体系下我比你大，你不改我把你撤了不就完了吗。我说是认知水平的问题，对改革的认识问题，是改革革新的问题，敢不敢动，动的又是什么？媒体曝光一个一个都会上去，这个改革那个改革会怎么样？这个过程没有制约机制。我在金融战略2020台湾版讲了，我说中国讲到最后问题是体制的问题，中国无论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没有白天没有晚上，绝对不像美国总统暑假带着孩子去玩，我们没有，咱们领导人很辛苦。而且全球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有我们总理可以在记者招待会说出香港NDI汇率是多少，细到这种地步。美国是演过50部电影，在中国文化当中是贬义词，可以掌管全国的市场，这个背后是机制的问题。　　所以很多问题刚才讲说，大家说利益问题，我说不是利益问题，我官大就人你改了，你就改了，朱镕基在的时候，部长老老实实的。我说这个是偶然的，你想动到30%，你财政存款，财政准备金，这里面还有有点教训可以吸取。方向是没有变，是要动，这个不是开玩笑，最后要改，金融的问题是线下，是经济出了事了。不是金融出了事了。所以一定要动金融你准备好处理经济问题了吗，从经济上手还是同时配合金融，还是金融一步到位理性化，金融肯定不可能理性化。如果是GDP7%，按过去的话多了7个百分点。我们在过去，我们在通货膨胀的时候都没有搞这个数据，这个能一步到位吗，这个时候已经铺开了摊子。各个地方的非法集资都出来了，资金一紧问题就非常紧了，中国经历过。资金松下去问题不会曝露，但是如果经济不整，早晚出大事，整狠了马上出事。平稳的中国化，改革发展稳定这个是现实，有问题不是从白纸重新画起，不是这样的。　　夏斌：若柳传志等企业家申请办银行是民营银行的突破　　国务院参事、南开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院长夏斌在“对话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论坛上表示，如果柳传志、马云等企业家每人拿出10亿申请办银行，就是民营银行真正的突破。　　他表示，不是有钱就可以当董事长行长，要有经历、学历，经过谈话才可以当。　　以下是文字实录：　　夏斌：我点评两句，第一关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我感觉就是央行知道功效短期效益不大，最好趁机干，央行一直想改就是改不动，方方面面调解，这次正好社会领导方方面面正好改革。效应是不大的也不会是空的。央行基本上是控制住了，另外就是政府的放开，现在体制下为什么效应不大，现在其他改革没有到位，就是企业改革一些垄断市场环境没有。大银行这么大资金都给中小企业放都放不出去这是第一。　　第二还是有不少风险。　　第三国有企业央企还是好改。而且那些单位央企你不改也不要你，银行还愿意改它。这种环境我们利率改革必须是一个过程。　　第二关于民营银行，国务院关于新、旧36条出来以后，我一再诱导媒体记者你们批评都批评不到位。引导他们慢慢的了解这个事，你说新36条，利率有25%降到20%是重大的进步。我电脑网控一系列都是标准化的，我跟你小资本一块玩成本多大。民营不干我想当老大你不让我当，我的意思是放开。我们现在法人结构在健全，各个方面非现场监管有各种各样的指标。不是有钱就可以当董事长行长，要有经历，学历，经过谈话才可以当。　　第三这个领导全是金融界的，不是企业老板。现在说来说去都是小打小闹，如果柳传志、马云等，中国十大企业家一人拿出10个亿，20人大企业家，拿200亿资金，将中国银监会转报国务院我成立一家像民生银行那样的银行，可以吧，这个就放开了。我们这些人都可以出来去干，这是真正民营银行的突破。　　当然我也知道我是监管出来的，现在完全放开不行，不是金融改革不到位，现在很多改革不到位，真正改革到位了，放开了，银行赚不了多少钱。我讲他们都明白，方向肯定不行，现在还能赚一把，预期不明朗。民营银行这个问题，村寨银行，小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财务公司也有民企搞得，都可以由民营资金进来，现在没有一个障碍，就是成立一个小机构，我说的不是小机构，不过瘾，是一个大机构，你们报纸媒体可以呼吁一下。

宋晓梧：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导致地方政府公司化严重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宋晓梧在“对话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论坛上表示，地方政府现在公司化非常严重，在某种程度把政府办得特别像企业。　　他表示，中外有一些经济学家说政府办的像企业，作为中国30年经济的奇迹，他们从这个奇迹里面找出一个密码就是地方政府竞争，但中国的模式不同于美欧模式。　　以下是文字实录：　　胡释之：宋老师有反对意见。　　宋晓梧：我补充一下刚才华生谈到的29年前的莫干山会议，那时候强调价格改革，价格改革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的一个突破口，要把国有企业从政府的附属物变成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社会主义商品主体，首先给企业定价权，如何从过去计划经济定价变成市场经济定价，这个有双轨制的定价，核心问题是国企改革作为中心环节。　　当前的改革以什么为中心环节或者以什么为主线，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一搞就搞了小20年，一直搞到2003年左右，整个改革都是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的，其他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现在是不是提出一个新突破口或者抓手或者主线这样一个问题，理论界争了很久。今年四月份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沃夫山庄召开专门讨论改革突破口的论坛。这个会上有的坚持和华生教授观点一样，以城镇化为突破口，土地改革为突破口。有的说财税，没有财税改革不行，有的说分配，要抓住当前收入分配的体制改革。有的说社会体制保障健全，有的说金融改革，最后会议出现一个问题，有多少经济学家就是一个突破口。有的提出开放推动改革，这是我们商务部研究院提出来的。　　我个人看法，这个观点我坚持快十年了，要从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转到政府职能改变为主线，我们的改革应该以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为主线。国有企业改革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它有很多问题很难涵盖，比如说土地，城镇化、农民的问题，和国有企业有关系，但是没有大关系。改革进一步我们发现国有企业改革当时情况下也是政府和水的关系，你把企业办的像政府，作为政府附属物，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要企业变成独立的主体。现在我们改革形成另外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我们地方政府现在公司化非常严重。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政府像企业了，把政府办得像企业。中外有一些经济学家把政府办的像企业，作为中国30年经济的奇迹，他们从这个奇迹里面找出一个密码就是地方政府竞争，不同于美欧模式。也不同于亚洲四小龙模式。把这个作为正面的经验肯定下来，提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维的市场经济体制，把地方政府作为一维仍然没有划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地方政府是不是政府，地方政府公司化危害在哪里，核心问题是政府和市场。土地、价格、收入分配也好都涉及到政府在里面如何发挥正确的作用。　　因为今天我们刚才华生说我们是陪衬，我就不展开谈这个问题，提一个观点，希望青年经济学家们说一下。　　华生：土地流转的核心是保护农民工的土地　　“土地流转的核心是离开农村到城市务工的人的土地。”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在“对话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论坛上关于习近平在武汉视察提出要好好研究土地流转问题时表示。　　他解释道，土地流转的前提是他们首先在就业城市可以安居，他们在城市没有安居就把他农村的地流转了，他两头都没有土地将来成为流民了。　　以下是文字实录：　　记者：华老师你对制度土地改革有很深研究，昨天习近平在武汉视察提出好好研究土地流转的问题，你认为这个表态意味着什么？实现土地流转对农民有什么影响？　　华生：我觉得习近平讲这个话至少说明总书记非常关心流转的问题，但是你说他态度是什么看不出来。还是认为流转不够要加快，还是说流转出了什么问题，要注意，我是没有看出来。我观点很明确，流转随着土地，务农的农民你不能把他土地给流转了。现在土地流转核心问题是那些离开农村到城市务工的人，他们土地需要流转，这个流转前提是他们首先在就业城市可以安居，他们在城市没有安居你把他农村的地流转了，他两头都不是他将来成为流民了。土地流转前提条件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农民，如果他们不能安居，最后流转会出大问题。　　我们现在土地最大浪费也在这，前两天还有一个报道，我们出来打工的农民工挣很多钱，把这个钱拿到家乡盖房子，准备他们老的时候回去，你问他们他们基本上都没有想回去的，这是荒唐的现象也是资源配置绝大的浪费。他们就业地方家庭失散、子女不能在一起，没有地方住，他们盖房子设想他们遥远将来可以回去，两边土地都占了，这是面临最大问题。土地流转反映我们新型城镇化怎么搞，土地制度怎么改革的一个大问题。

吕冰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应该促进分权制衡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吕冰洋在“对话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论坛上表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处理指导原则应该是促进分权制衡。　　他表示，市场是左手，政府是右手。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是分散决策。处理政府与政府的关系，右手当中几个指头的关系。　　以下是文字实录：　　吕冰洋：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王婆种瓜，知道种瓜的不易。我知道财政领域改革难度比较大，当前改革难度最大是财税领域改革。为什么这样说？我们问题这么说归纳起来两大类，一个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二处理政府与政府的关系。市场是左手，政府是右手。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是分散决策。处理政府与政府的关系，右手当中几个指头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处理指导原则是什么？应该促进分权制衡。财税领域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政府关系的重要环节。财税领域一个是支出一个收入，促进良性循环，有利于财税分配，有利于规范社会秩序这些目标，那千头万绪，改革起来难度非常大。在财政支出上，那么财政支出的事情这么多，挨个去调整，要满足多项目标，我想改革难度也是非常大的。财税领域改革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张茉楠：中国应该进一步推进分权制改革　　国家信息中心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张茉楠在“对话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论坛上表示，下一步中国应该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分权制改革，在市权、金融权、财权的改革上应该彻底下放，还是要真正让居民和企业自己有自主决策的过程。　　他认为，现在改革出现很多问题，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但是改革还是不彻底。　　以下是文字实录：　　张茉楠：行政放权与改革红利到底什么关系？我想其实中国经济这3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就是一个放权的过程。一方面中央政府推动市场化的改革。比如说很多国企政府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让更多民间成本进入，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另外一个放权在政府体制之内，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地方政府有很多决策权和自主权。现在我们看我们改革出现很多问题，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但是改革还是不彻底。首先从财政体制改革来讲，我们知道1994年中国税制改革，实际上对于中国整个财政体制和经济产生非常大的变化。通过税制改革以后，中国经济也出现格局上的变化，改革还是不彻底不到位。　　一方面我们很多经营的决策权尽管下放到地方政府了，但是地方政府还是一个政府的决策，并没有市场化分散化的决策让企业和居民自主行使权力。地方政府不享有真正的税收权，财权和市权不匹配，权利下放之后大量的财权是中央政府控制，市权是由地方政府承担。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政府开辟新财源，比如说土地财政和预算外的财政，土地财政某种程度而言就是金融的替代品，金融某种程度变成财政化的特征，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土地财政稳高杠杆，可以变相控制金融资源控制地方政府的资源。一方面造成对民营资本的挤压，另外一方面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也造成了区域间的壁垒，恶性竞争，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竞争很多变相的透支，实际上都因为整个财政分权过程当中不彻底造成的。　　比如说金融改革的问题，中国金融改革本质是财政改革的问题，中国财政体制改革某种程度上决定金融改革的方向。我们现在提出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其实是金融资源市场化的分配，政府让出资源让市场做决策。我们现在贷款下限放开了，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政府掌控，只要政府权力大，就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价高者得，还是权高者得。真正的小企业不能从利率改革当中获益，这个还是中国财权分配，再加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权和市权不匹配造成的。看起来很多问题复杂，但是我觉得看问题要抓底子，这样才可以重点突破解决核心的问题。下一步中国应该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分权制改革，在市权、金融权、财权的改革上应该彻底下放，还是要真正让居民和企业自己有自主决策的过程。　　胡释之：我大概理解张老师的意思，放权要放给纳税人。　　张茉楠：中央政府放给地方政府反而造成更多的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我们地方政府GDP竞赛、产能过剩，很多地方政府GDP有很大水分，这个刚才解释了宋老师就变成准企业化了。中国财权改革带有中国特色，因为跟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财政分权不一样，有更多行政色彩包括中央政府机构代理，中国改革不是慢一点还要步子大一点，走的彻底一点。

刘胜军：金融体系问题为八个字——货币超发、金融管制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在“对话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论坛上表示，中国金融体系所有问题可以归结为八个字：货币超发、金融管制。

以下是文字实录：

王海涛：钱慌是一场可控的危机，一切尽在掌握，刘胜军老师你怎么看。

刘胜军：把它放在一个大背景下看，李克强总理国务院提出要用好存量，也说央行不要一味投放货币拉动增长。央行制造流动危机也是贯彻国务院的精神，我们经济怎么样更加稳健更加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所以这是央行可控危机，或者央行制造的危机。从另外来看这次危机是更大危机序幕，也就是说央行刚刚去杠杆，刚一刹车这个车就抖得不停了，去杠杆化是我们未来不得不做的事情，做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很大危险。我们是钱慌和钱多并存，一方面中小企业钱慌，另外一方面国企可能有过多钱投资。还有一个现象中国居民那么多的资金没有地方投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房价跌不下来，因为我们钱太多，流动性太多了。

从这两个悖论出发得到一个结论，中国金融体系有病，而且病得不轻。中国金融体系主要使命作为金融融资的中介。无论是证券银行还是其他机构，他们在金融机构养了那么多人，而且拿那么高的薪酬，他们还赚那么多的钱。所有问题可以归结为八个字。货币超花、金融管制。一个我们证券市场IPO的管制，我们未来货币超出要得到遏制，去杠杆化势在必行，我们必须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加快三个方面实质性的金融改革，这样不至于说在去杠杆化让实体经济遭受更大影响，对中国政策决策者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判断。

胡释之：地方政府形式公司化内核其实是反公司化　　经济学家胡释之在“对话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论坛上表示，地方政府形式公司化，内核其实是反公司化的。　　他表示，真正建立市场经济要让公司本身去发展经济，而政府要从市场经济主体中退出来。　　以下是文字实录：　　胡释之：宋老师做的双轨制，从单一的计划轨多出一个市场轨，我们全面搞改革要并轨。宋老师讲到地方政府公司化，我想可能你遗漏一点，就是地方政府，政府和公司巨大的区别，公司要赚你的钱，它没有办法才卖东西给你，过程逼你买，强行收你钱，它提供服务你自愿购买。政府公司化目的跟公司一样是赚钱，但是它可以通过强制手段，我们讲土地的强征，强拆，所以是形式公司化，内核其实是反公司化的，我们真正建立市场经济真正让公司本身去发展经济，而政府真正从市场经济主体中退出来，我想请范剑勇老生，接着谈这个问题。